我国经济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金融正在构建适应新经济发展的新的服务体系，我们可称为“新经济金融服务体系”。对文化产业来说，如何在新经济视角下发展文化金融，提供新型金融服务，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文化产业和新经济什么关系？如何构建一个更加有效率、有质量的文化金融服务体系？
笔者在年9月举办的“每经国际文创金融路演中心（时尚发布中心）全球发布仪式暨首场路演活动”及年1月“NIFD文化金融研究中心年会”等活动中提出，在新经济时代应建立一套新的产业金融服务体系，需要在新经济金融服务体系构建中思考文化金融进一步发展的新路径。这里，可以从思想认识、制度供给和技术变革三个方面来进一步阐述和认识这个问题。
认识文化产业与新经济的关系，明确发展新文化经济的两大路线
首先要从认识上解决问题。十几年来，文化产业与新经济的关系被忽略了，因而文化金融在某些方面是有缺陷的。我们需要明确：文化产业和文化经济到底是否属于新经济？或者说多大程度上属于新经济？这决定了我们这个命题的合理性。
随着当代经济的不断演进，新经济的内涵有了更丰富的含义，我国政府提出的“新经济”和“三新经济”已经不仅限于纯粹的技术经济范畴，我们从中可以理解文化产业和新经济的密切关系。需要认识到，无论文化产业被论证有多么古老，但它仍是随着经济变迁而被定义的。后工业时代的文化产业，具有与新经济天然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集中体现在以文化产业为核心的文化经济正在演变为一种“新文化经济”，这种新文化经济是一种具有创新性、融合性和要素性特征的新经济形态。我们可以从技术范畴和非技术范畴两个路线来理解文化产业与新经济的密切关系，来认识新文化经济。
第一，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和数字文化产业崛起，是文化产业现代化的基本路线，也是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互联网时代的肇始，文化产业就开始汇流于新技术的进步，我国政府从年起积极推动“文化科技创新工程”。数字经济背景下，现代数字技术和文化产业融合形成了数字文化产业，数字技术正在展示着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方向，文化生产、运营、消费及文化资产都在发展本质的变化。“三新”经济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生产活动的集合，根据《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和《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增加值核算方法》，在“三新”经济体系里面有很多内容都与文化产业密切相关，主要包含在先进制造业、互联网与现代信息技术服务、现代生产性服务活动、现代技术服务与创新创业服务、新型生活性服务活动、现代综合管理活动等大类中。（如表）
表：《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
中与文化产业相关的部分
第二，创意经济和版权经济发展背景下，现代文化产业展现了非技术范畴的新经济特征。
依靠“亲近”科技成为新经济不是文化产业和新经济关系的全部。“文化创意”作为一种特殊的创新，已经表现为经济和产业增长的内生要素，这是文化产业作为新经济形态的另一条路线。文化经济不仅限于艺术经济范畴，创意产业作为文化经济的一部分在国际上得到认可。我国多年来的实践中，很多地方使用“文化创意产业”这一概念来制定政策，这已表明了文化产业与创意经济的紧密关系。我国经济学家厉无畏认为文化创意作为一种资本已经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创意产业具有与传统产业完全不同的发展逻辑，包括：产业驱动的软性资本（知识、文化、人力资本等），资源的反复使用，环状价值链，组织扁平化，顾客价值导向，边际效益递增等。文化创意作为产业发展的一种内生要素正在被实践所证实并广泛认可，这也是一种新经济。
非技术范畴的另一个内容是版权经济。版权经济与文化产业高度重合，美国版权产业和版权经济的发展，从中可以看到知识经济和法治经济在文化产业的投射，为我国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借鉴。更重要的是，通过版权经济的发展，文化产业有了更鲜明的现代文化生产特征和消费特征，其中，版权授权、版权运营、知识付费等新型产业模式使文化产业的新经济特征更为明显。我们可以看到，以知识服务和版权服务为重要内容的文化产业新形态，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文化产业的绝大部分都正在成为现代服务业，这为文化金融提供了变革服务模式的新维度。
借鉴科技金融，补足制度供给中的两个短板
虽然当前的传统金融服务体系仍是保守僵化的，是滞后于新经济发展的，但科技金融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仍为文化金融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与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不同，服务于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现代互联网和信息产业的产业金融飞速发展，形成新经济金融服务的主干。新经济金融服务体系的一些特征主要有：1）产品设计以知识产权等新型资产为中心；2）新型的风险评估体系；3）机构具有更灵活的投融资组合及机制；4）普惠程度更高；5）资本金融市场发展加速，等等。
新经济时代的科技金融，金融机构在服务理念上开始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型，整个体系都开始发生一些质的变化，这些都值得文化金融发展借鉴。应该说，我国的文化金融政策体系也基本遵循了科技金融政策的基本路径。但通过实践来看，比较起科技产业金融服务的制度供给，文化金融的制度供给在关键环节和深度上是不足的，需要在新经济的视角下进一步优化，所有的制度设计中，目前仍存在两个主要的短板需要进一步补足。
第一，深化组织创新，鼓励设立更具专营性的文化金融机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高新技术产业信贷方面的产品创新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主要特点是以知识产权、无形资产等资产为中心进行创新。专门服务于科技创新的专营机构也大量出现，如以美国“硅谷银行”为模板的科技银行等，而且大多数银行都有专门的科技支行。保险等其他金融领域的专营化也较高，如年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苏州成立了科技保险专营机构。
文化金融领域的组织创新虽有进展，但远远不如科技金融领域。在机构上，服务文化产业的专营机构屈指可数，文化类保险机构至今没有成立，一些早有政策设计的机构一直未能实现，显然政策执行层在文化金融机构创新的问题上过于谨慎了。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年6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我国的金融机构种类不丰富，布局不合理，特色不鲜明，“过度竞争”与“服务空白”同时存在，应当着力发展更多专业化个性化金融机构。
实际上，在现代文化经济发展的今天，与科技向对应的以文化为动力的新经济发展规模已经可以支撑很多专业化、个性化的中小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关键是如何在制度上给与认可和支持。
第二，坚持推动利用股权资本市场，推动场外市场专门化和文化产业要素市场专门化。
科技金融的成功之处，很重要的方面是推动了资本金融市场的突飞猛进。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产业发的发展，体现了高风险、高收益的产业特性，完全指望保守的、以安全为首要原则的传统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资本是不现实的，所以政府很早就通过政策和市场机制设计，推动金融从货币金融向资本金融模转进，于是有了美国的纳斯达克，有了中国的创业板和科创板，使现代资本市场呈现出极其活跃的局面。而对文化产业来说，不仅没有专门的市场设计，即便利用现有的市场机制和架构，也常常受到监管的特别关照，近些年来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市场的急速退潮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同样是高风险、高收益行业，文化产业在股权资本市场的利用和建设上仍是过于滞后了，需要在制度设计上留出更大的空间。文化产业资产市场专门化受制于文化属性可能带来相应的障碍，一些地方正在推动的“文创板”等设想也有些市场容纳度和可行性的缺陷，但在文化产业资本市场的场外市场专门化方向，在文化产业要素市场专门化方向，仍需要一些更大胆的探索。
依托技术变革，寻求文化金融发展新的飞跃
传统金融服务体系的改造不仅需要制度支撑，还有一个重要维度是依靠现代技术变革。一些在新金融服务体系构建中的主要瓶颈，在新技术条件下已经能够得到有效解决。金融科技正在重新定义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包括工具、机构、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等，为新经济金融服务体系的重构提供了强力的支撑。依靠技术变革路线，文化金融也可以为新文化经济提供更好的保障。某种意义上说，踏上金融科技的“班列”，是文化金融在新经济框架下发展并实现飞跃的少有机会了。有些问题，比如文化资产评估问题，无论我们怎么说文化产业是新经济，以往都几乎无法“破局”，而在新技术条件下，这些问题已经可以解决了。
第一，以大数据等技术平台为支撑进行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
传统金融服务的产品是以标准化的名义而僵化的，几乎是无法变通的，这在上个时代甚至是一种“骄傲”。但是新金融服务时代，依据客户的不同特点设计不同的产品已经成为可能，完全可以做到从“类”到“个”，这得益于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大数据技术的利用，使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够准确分析客户的行为习惯、偏好、信用评价等情况，真正实现以客户为中心，对客户开展针对性的产品开发和营销，切实服务文化企业。
同时，那些曾经因为技术所限实际上形同虚设的互联网金融创新部门，可以重新获得生机。一些利用新技术建立竞争优势的中小金融机构，因为风控能力的提升可以将文化产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文化金融专营化机构的设立也会变得更具可行性。
第二，在新技术保障下建设和建立文化产业新市场机制。
文化产业是高风险、高收益特征明显的产业，与高科技产业一样需要更多的风险投资，需要更充分利用股权投资市场。风险可控是传统金融服务体系的首要原则，新金融服务体系需要更多改变，但在监管上仍受到风控制约。以往，文化众筹等一些新的市场模式和机制，刚刚创新出来，因为风险问题而受到严格的监管，要么夭折，要么胎死腹中。场内交易市场通过金融科技应用可以更加高效、安全，而受益最大的可能是场外交易市场。大数据提供更完备的风险信息，区块链技术构建安全可信的数据流平台，人工智能提供辅助性顾问咨询服务，那么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模式的全国性“文创板”是值得探索的模式，文化众筹等曾经因为风险问题受到限制的市场机制，能够焕发新的生命。
第三，依靠新技术构建文化资产评估体系和文化行业信用管理体系。
围绕文化资产建立价值评估和价值实现体系。文化资产是能够进行价值计量的文化资源，是一国竞争力的体现，在和平年代可比肩科技领域资产。以往我们只是在知识产权体系下对文化领域的无形资产部分（主要是版权）有一定的掌控，但范畴更广泛的文化资产乃至文化资源都无法作为金融服务的基础。随着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这种状况将得到很好的改善。新技术平台可以辅助人甚至取代人，能够使各类文化资产的确权、估值、交易更加科学化。不仅文化产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这个支柱得到夯实，其他具有文化价值的建筑、文物、艺术品等实物资产的价值评估也将科学化和体系化，而文化数据资产也在新技术条件下将成为最重要的文化资产类型。
在传统金融服务体系下，可资担保的资产永远比信用更加可靠，尤其是在银行信贷领域。我国政府一直提倡和鼓励提升信用贷款的比例，但是如果不能解决信用管理或信用评估体系问题，这一直是难破的“死局”。南京“文化征信贷”是一种基于大数据信用分析支持小微文化企业信用贷款的金融产品，由金电文创公司与南京银行科技文化支行等银行共同设立，在文化企业征信方面提供了不错的案例参考，从中可以看到，大数据等新技术已经为信用管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在新平台和新体系下，每个市场主体和个体的经济行为都清晰可见，金融机构和相关部门都可以依据新的体系利用信用数据，信用数据只需要在经济和伦理平衡的模型下输出就可以了。
作者：香港国际新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金巍
注：
1.上个世纪90年代，“新经济”在美国兴起，这个词汇描述了当时美国正在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包括中国的亚洲一些国家很快也开始在新经济方面实现飞跃，21世纪的全球新经济发展态势形成。在中国，关于新经济的内涵正在发生演化并得到丰富，呈现了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新经济”一词在年“两会”期间正式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的“新经济”内涵与“新常态”发展时代紧密相关，基本内容是“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
2.如英国文化经济学家露丝陶斯（RuthTowse）在编著新版《文化经济学手册》时写到：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将文化经济学过去的范围扩大，将创意产业和相关的版权法问题包括进来
3.厉无畏、王慧敏，创意产业新论[M]，东方出版中心，年版，第78-79页。
4.见《郭树清在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上的开幕致辞》，中国银保监会官方网站